万块钱到手啊。
天爷啊！在厂里上班的话，一年都挣不到这么多钱。
哎，不晓得二月份有没有活，要有的话，也干嘛，待在家里有什么意思呢。
多干一个月，那可是一万块呢！
王潇示意保镖推着车到讲台边，夸奖正在擦黑板的老师：“您讲的可真好，您的汉语真地道。”
高鼻子灰蓝色眼珠老师笑出了声，他是东德留学生。
对，字面意义上的。他来北京留学的时候，东德还在呢。等他上了不到一年课，得，柏林墙倒了。
毕业以后，他回了一趟国，工作了没多久，感觉适应不了意识形态的变化，又回到了北京，干脆在外语学院教德语，顺带做研究。
高鼻子德语老师一口地道的京片子，一边笑一边解释：“那是因为我没想过要培养文学家。”
之前给这帮学生上课的是他的华夏同事，德国文学博士，他感觉对方的德语造诣给他还深。
但，就是这样高水平的老师，上的课，学生根本听不懂。
他听了一堂课之后，便发现问题了，那就是华夏的外语教育好像太过于有教无类了，似乎在不遗余力地把每一位学生都培养成杰出的文学大师。
上帝啊，你跟平均文化程度初中的工人们讲什么从句？他们当中好多人，写汉字都错别字连天呢。
你让他们听懂从句，搞清楚复杂的德语语法，你不是在存心为难人吗？
不要管什么主谓宾，把关键词能连在一起表达意思就行。
不用担心这样做，他们的雇主会听不懂或者感觉不舒服。
事实上，雇主对他们的耳朵和手的需求要远远大于嘴巴。能听清楚最简单的指令，埋头干活就行，雇主没兴趣听他们任何表达。
工人们是去干活的，不是去当文化交流使者的。
德语教师说着忍不住吐槽了一句：“这大概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，总是为简单的出国学习或者工作，赋予过多的不必要的政治文化意义。”
王潇笑了起来，未予置评，只表示：“那就麻烦您了，请教给我们工人更多实用的德语。”
赵青今天也特地赶到了夜校，好为老板介绍情况。
总共安排一万多名职工出国这事儿，对她来说，要比将南非以及坦桑尼亚的鲜花、水果和坚果打入北京高档餐饮住宿市场更麻烦。
这么多工人啊，这个想这样，那个想那样，每个人的诉求都不同。而且很多人天真无知到宛如智障，油盐不进，沟通起来，真是她生小孩都没掉过这么多头发！
好在，她的心血和汗水没白费，现在总算是差不多把人给安排的差不多了。
除了南非和坦桑尼亚之外，这批新要求出国的工人，赵青主要安排他们出国当基建工了。
当然，作为私人合资企业，单位没有权限安排劳务输出，这活只有国企才可能有资质。
不过，幸运的是，老板跟江东建工集团和江北交工集团关系不错，是后二者的大客户，几乎所有工程都交给它们做了。
投桃报李，赵青以单位的名义跟项目经理联系，表示希望能走建筑集团的途径，把8000号工人安排出国干活，后者立马答应了。
“主要是工人比农民好管。”赵青实话实说，“他们的劳动纪律意识强，遵守规矩的概念是刻在脑袋里头的，建工那边愿意要他们。”
王潇好奇了下：“都是什么项目啊？在哪个国家？”
“一个是巴基斯坦的项目，月薪到手2800，三年工作期，另外有完工奖金。派差不多5000个人过去。另一个在马来西亚，3000人。剩下的——”
她伸手指了下教室，“差不多1000人去德国当季节采摘工，另外一千人分散在南非以及坦桑尼亚。”
德国这个季节采摘工的项目，是被硬逼出来的。
因为不少工人吵着闹着，坚决要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，欧美和日本都行，搭钱进去也行。
实在没办法，赵青通过杨桃了解到，老板在罗马尼亚，还专门安排了人搞芦笋等种植项目，负责人是跟杨桃同一批进单位的。
赵青便立刻把主意打到这位负责人头上。
既然罗马尼亚人可以像候鸟一样，去德国当季节采摘工，那么是不是北京的工人也可以干这活？
大不了他们的工资更低点呗。
几个人一商量，嘿，别说，还真把这事儿给办成了。德国对季节采摘工的需求，堪比这时代新疆农场对采棉工的需要，来多少要多少。
至于政策限制，她们也狡猾地钻到了空子，通过老板在罗马尼亚控股的劳务公司（方便从国内带服装工人过去），把北京这批工人混编在东欧劳工中，再通过相熟的农场关系，办理3个月的季节性工作签证，再去德国。
“报名想去的人很多，这一千人是筛选后的结果。”
她优先选择的是下放过的回城知青。
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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